父子兵 二局情

来源:铁道建设报     2020年 6月 20日         版次:04     作者: □黄宁树

    父亲于上世纪60年代加入中铁二局,他们那一辈铁路工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叫“二老工人”。

    自记事起,父亲就是家里的顶梁柱。那时候,每月一封的家书往来,是平淡生活中最大的期盼。一笔笔准时从邮局汇出的工资,一封封字迹工整的钢笔信,跨过千山万水,承载着我们和父亲彼此的牵挂。父亲的信纸短情长,字里行间,我很少能找到父亲的工地生活、工作的场面。只知道父亲最早是一名木工,后来大多数时间在隧道从事开挖、衬砌工作,甚至在涌水、突泥、坍塌等高危环境下工作。因为表现好,业绩优,后来当了工班长、工程队长。

    直到1985年,已经10多岁的我才有机会去南(宁)防(城港)铁路工地探亲看望父亲。第一次出远门,从重庆乘火车到南宁,再转汽车从南宁到钦州,距离工地还有几十公里,需要搭乘过境公共汽车。在钦州车站,我举目无亲,四顾茫茫,小心翼翼地向前询问穿制服的工作人员,听不懂当地白话,靠各种手势不断比划努力交流,终于在傍晚到达茅岭江旁边的工地,见到满身是汗的父亲时,我已是蓬头垢面,喜悦中掺杂着酸楚,两人呆呆地站了半天,相视一笑,竟无语凝噎。后来我才知道,当天有队上的汽车到钦州,父亲本可以利用队长身份顺捎带我回工地,但他却没有这么做。

    父亲常说:不怕苦,吃苦一阵子;怕吃苦,吃苦一辈子。时至今日,这句话一直激励、鞭策着我努力上进。

    在那个通信和交通都很落后的年代,父亲那一代的“二老工人”固守着心中的原则,没有豪言壮语,只有埋头苦干,在成昆铁路、湘黔铁路、南防铁路、外福铁路等国家铁路干线上奉献青春和热血,为了国家的富强、民族的复兴和铁路建设事业,甘当铺路石。

    1987年,父亲随大部队转战外(洋)福(州)铁路改建工程,二处指挥部设在樟湖坂镇,五队在俄洋镇的黄田村。父亲每星期都要坐队上的自卸翻斗车,经黄田沿山顺着滚滚闽江边上的施工便道到樟湖坂开生产会。后来,指挥部给工程队配了一辆双排座汽车,由于指标有限,五队申请第一批购车没有轮上。看到其他队的队长坐着崭新的双排座汽车去开会,而五队的汽车却迟迟没有到位,父亲羡慕极了。有一次,他到指挥部开会,乘坐的翻斗车偏偏在半路上出了故障。急性子的他,竟然不顾劝阻,一个人顺着还没成型的桥梁、路基,穿过新开挖的黑压压的隧道,闷头就往指挥部走。从早晨7时一直走到接近中午的11时30分,到达处指挥部时正好赶上会议结束吃中午饭。把一双只有去指挥部开会才舍得穿的皮鞋,硬生生地磨出一条大口子,弄得指挥部所有领导啼笑皆非。直到后来我参加工作后,很多前辈当面提起这段往事,我才知道父亲当年是出了名的“弯棒”队长。

    时光如白驹过隙,不知不觉中溜走。长大后的我也与父亲一样,加入了中铁二局,成了一名光荣的铁路人。父亲和我在二处成了名副其实的父子兵。

    1999年,我以处工作组成员的身份到父亲所在的株(洲)六(盘水)复线贵州段施工现场出差。此时父亲由于年龄原因,改任第三工程队副队长。那天刚到队上,父亲一把将我拉进他住的工棚,从床板底下摸出3000元钱,托我带回家交给母亲,我看到父亲的手有些颤抖。他一生勤俭节约,这3000元钱不仅是他日积月累的积蓄,更是他对家庭满满的爱和责任啊!临走之前,我和父亲在工地铁路边上合影。父亲去世后,在他遗物中看到这张珍贵的照片,我才知道他生前一直保留着。

    2014年,父亲出现连续长时间咳嗽,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和睡眠。通过几次专家会诊后得知,由于在隧道工作时间长,肺部已有碳沉积物,外加CT显示肺部结节增大,需要做胸外科手术。手术当天,我们一家人陷入了无尽的担忧。临近中午,才得知父亲术后进了ICU重症监护室。翌日早晨,父亲转到普通病房,我们一颗悬着的心稍稍平复了些许。上午查房的时候,主治医生告诉我们父亲的手术很顺利,病理活检结果是非小细胞肺癌,接下来是漫长又艰辛的康复期。一年后复查,这位医生仍然记得父亲的住院床号,胸透片子显示,手术效果良好。

    2018年春节前,父亲因为咳血再一次住进医院,检查发现肺部肿瘤已经转移,此时距父亲肺癌手术已经3年多。由于身体状况不适宜再做手术,只能靠药物保守治疗。3月份,我从老挝工地回去看父亲,他已经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。为了满足父亲想回家看看的愿望,我和弟弟用轮椅把他推到楼下,搀扶着回到家中。也许父亲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,他慢慢支撑着虚弱的身子,走进房间,小心翼翼地从抽屉中拿出一摞发黄的珍藏了几十年的获奖证书。父亲眼里饱含泪光,静静地凝望着它们,思绪仿佛回到了从前。那是他在中铁二局工作期间获得的“先进生产工作者”和各种参会代表证。我们深知父亲很珍惜这些荣誉,良久不忍打扰。

    回到医院,趁着父亲心情大好,我们围坐他身边,回忆畅谈儿时的趣事,一家人谈笑风生,完全忘记了病痛和不安。我心里很清楚,第二天要赶回工地,不知下次回来还能见否?在给父亲修剪指甲时,我几次扭头偷偷抹去滑落的泪水,担心被父亲看到,又强颜欢笑。

    5月2日,我在老挝工地通过微信与父亲视频,他的神志有点模糊,我努力地让他听见我说话的声音,说过几天就回去看他,父亲嘴里只能发出“嗯、嗯”的单音。当天17时30分,父亲安静的躺着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    往事历历在目,一转眼父亲离开两年了。我依然感觉到空气中还弥漫着父亲的气息,眼前浮现着他的音容笑貌。一位作家曾说过:"所谓父母子女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”。我陪伴着父亲随年华老去,父亲和我一同见证了二局的成长。

    数十年来,父亲和大多数“二老工人”一样,一辈子生活、工作奋斗在中铁二局。作为新时代的二局人,我已走出国门,参加“一带一路”的中老铁路建设。由于流动施工常年在外,没能在父亲床前尽孝送终,这是我内心永远无法平复的愧疚。仔细想来,像我这样愧疚的人,在中铁二局又何止成百上千呢?

    在中铁二局迎来70华诞之际,窗外热浪滚滚,40度的高温炙烤寮国大地,奋战在异国他乡中老铁路的中铁二局人正在紧张的施工,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为把中老铁路建成“一带一路”、中老友谊标志性工程,书写着中铁二局和中国铁路新的历史篇章。

    70年来,一代又一代的中铁二局人,高举“开路先锋”大旗,为了中铁二局的振兴发展,为了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,默默奉献、矢志坚守、顽强拼搏、越挫越勇。历史会记住每一个接力的二局人。

  

父子兵 二局情

字数: 2499 2020年 6月 20日 综合

    父亲于上世纪60年代加入中铁二局,他们那一辈铁路工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叫“二老工人”。

    自记事起,父亲就是家里的顶梁柱。那时候,每月一封的家书往来,是平淡生活中最大的期盼。一笔笔准时从邮局汇出的工资,一封封字迹工整的钢笔信,跨过千山万水,承载着我们和父亲彼此的牵挂。父亲的信纸短情长,字里行间,我很少能找到父亲的工地生活、工作的场面。只知道父亲最早是一名木工,后来大多数时间在隧道从事开挖、衬砌工作,甚至在涌水、突泥、坍塌等高危环境下工作。因为表现好,业绩优,后来当了工班长、工程队长。

    直到1985年,已经10多岁的我才有机会去南(宁)防(城港)铁路工地探亲看望父亲。第一次出远门,从重庆乘火车到南宁,再转汽车从南宁到钦州,距离工地还有几十公里,需要搭乘过境公共汽车。在钦州车站,我举目无亲,四顾茫茫,小心翼翼地向前询问穿制服的工作人员,听不懂当地白话,靠各种手势不断比划努力交流,终于在傍晚到达茅岭江旁边的工地,见到满身是汗的父亲时,我已是蓬头垢面,喜悦中掺杂着酸楚,两人呆呆地站了半天,相视一笑,竟无语凝噎。后来我才知道,当天有队上的汽车到钦州,父亲本可以利用队长身份顺捎带我回工地,但他却没有这么做。

    父亲常说:不怕苦,吃苦一阵子;怕吃苦,吃苦一辈子。时至今日,这句话一直激励、鞭策着我努力上进。

    在那个通信和交通都很落后的年代,父亲那一代的“二老工人”固守着心中的原则,没有豪言壮语,只有埋头苦干,在成昆铁路、湘黔铁路、南防铁路、外福铁路等国家铁路干线上奉献青春和热血,为了国家的富强、民族的复兴和铁路建设事业,甘当铺路石。

    1987年,父亲随大部队转战外(洋)福(州)铁路改建工程,二处指挥部设在樟湖坂镇,五队在俄洋镇的黄田村。父亲每星期都要坐队上的自卸翻斗车,经黄田沿山顺着滚滚闽江边上的施工便道到樟湖坂开生产会。后来,指挥部给工程队配了一辆双排座汽车,由于指标有限,五队申请第一批购车没有轮上。看到其他队的队长坐着崭新的双排座汽车去开会,而五队的汽车却迟迟没有到位,父亲羡慕极了。有一次,他到指挥部开会,乘坐的翻斗车偏偏在半路上出了故障。急性子的他,竟然不顾劝阻,一个人顺着还没成型的桥梁、路基,穿过新开挖的黑压压的隧道,闷头就往指挥部走。从早晨7时一直走到接近中午的11时30分,到达处指挥部时正好赶上会议结束吃中午饭。把一双只有去指挥部开会才舍得穿的皮鞋,硬生生地磨出一条大口子,弄得指挥部所有领导啼笑皆非。直到后来我参加工作后,很多前辈当面提起这段往事,我才知道父亲当年是出了名的“弯棒”队长。

    时光如白驹过隙,不知不觉中溜走。长大后的我也与父亲一样,加入了中铁二局,成了一名光荣的铁路人。父亲和我在二处成了名副其实的父子兵。

    1999年,我以处工作组成员的身份到父亲所在的株(洲)六(盘水)复线贵州段施工现场出差。此时父亲由于年龄原因,改任第三工程队副队长。那天刚到队上,父亲一把将我拉进他住的工棚,从床板底下摸出3000元钱,托我带回家交给母亲,我看到父亲的手有些颤抖。他一生勤俭节约,这3000元钱不仅是他日积月累的积蓄,更是他对家庭满满的爱和责任啊!临走之前,我和父亲在工地铁路边上合影。父亲去世后,在他遗物中看到这张珍贵的照片,我才知道他生前一直保留着。

    2014年,父亲出现连续长时间咳嗽,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和睡眠。通过几次专家会诊后得知,由于在隧道工作时间长,肺部已有碳沉积物,外加CT显示肺部结节增大,需要做胸外科手术。手术当天,我们一家人陷入了无尽的担忧。临近中午,才得知父亲术后进了ICU重症监护室。翌日早晨,父亲转到普通病房,我们一颗悬着的心稍稍平复了些许。上午查房的时候,主治医生告诉我们父亲的手术很顺利,病理活检结果是非小细胞肺癌,接下来是漫长又艰辛的康复期。一年后复查,这位医生仍然记得父亲的住院床号,胸透片子显示,手术效果良好。

    2018年春节前,父亲因为咳血再一次住进医院,检查发现肺部肿瘤已经转移,此时距父亲肺癌手术已经3年多。由于身体状况不适宜再做手术,只能靠药物保守治疗。3月份,我从老挝工地回去看父亲,他已经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。为了满足父亲想回家看看的愿望,我和弟弟用轮椅把他推到楼下,搀扶着回到家中。也许父亲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,他慢慢支撑着虚弱的身子,走进房间,小心翼翼地从抽屉中拿出一摞发黄的珍藏了几十年的获奖证书。父亲眼里饱含泪光,静静地凝望着它们,思绪仿佛回到了从前。那是他在中铁二局工作期间获得的“先进生产工作者”和各种参会代表证。我们深知父亲很珍惜这些荣誉,良久不忍打扰。

    回到医院,趁着父亲心情大好,我们围坐他身边,回忆畅谈儿时的趣事,一家人谈笑风生,完全忘记了病痛和不安。我心里很清楚,第二天要赶回工地,不知下次回来还能见否?在给父亲修剪指甲时,我几次扭头偷偷抹去滑落的泪水,担心被父亲看到,又强颜欢笑。

    5月2日,我在老挝工地通过微信与父亲视频,他的神志有点模糊,我努力地让他听见我说话的声音,说过几天就回去看他,父亲嘴里只能发出“嗯、嗯”的单音。当天17时30分,父亲安静的躺着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    往事历历在目,一转眼父亲离开两年了。我依然感觉到空气中还弥漫着父亲的气息,眼前浮现着他的音容笑貌。一位作家曾说过:"所谓父母子女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”。我陪伴着父亲随年华老去,父亲和我一同见证了二局的成长。

    数十年来,父亲和大多数“二老工人”一样,一辈子生活、工作奋斗在中铁二局。作为新时代的二局人,我已走出国门,参加“一带一路”的中老铁路建设。由于流动施工常年在外,没能在父亲床前尽孝送终,这是我内心永远无法平复的愧疚。仔细想来,像我这样愧疚的人,在中铁二局又何止成百上千呢?

    在中铁二局迎来70华诞之际,窗外热浪滚滚,40度的高温炙烤寮国大地,奋战在异国他乡中老铁路的中铁二局人正在紧张的施工,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为把中老铁路建成“一带一路”、中老友谊标志性工程,书写着中铁二局和中国铁路新的历史篇章。

    70年来,一代又一代的中铁二局人,高举“开路先锋”大旗,为了中铁二局的振兴发展,为了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,默默奉献、矢志坚守、顽强拼搏、越挫越勇。历史会记住每一个接力的二局人。